同樣是手插秧活動，都市的孩子由於沒有和水田一起成長，手插秧的活動對他們來說很新鮮，更能體會泥土的溫度，親近自然，對於農業議題，也就有了解的興趣。

羈縻制度的崩塌，通常有三種因素，其一是附庸國壯大了（或是宗主國衰弱了），天朝的回饋已不足維持雙贏。今天的中美爭端，勢必將成為未來史書裡的歷史大事件，而從最近的北約峰會閉幕聲明「中國是挑戰，不是威脅」可見，二戰後的國際秩序已然改變，北約裡的歐洲強國，含蓄地與美國劃清界線，轉而尋求一種有別於美國的方法，應對中國與俄羅斯。

「大陸發展得好」很可能成為統一的心理阻礙，因為台港人會無可避免地落入「自卑的倨傲」，愈窮愈不願求解放，反而更想在物質落後的處境裡尋求「價值超前」，而高捧西方價值，就得先掐斷民族聯繫。民主不必多做解釋，什麼是憲政主義？簡單說就是「限制政府權力+保障人民權利」。其二是另一個大國來搶附庸國了，而附庸國承受不住另一個天朝的威逼利誘，也就是兩個天朝的爭勝，現代流行詞彙即為「修昔底德陷阱」下的地緣政治變動。在現實運作上，一般會搭配「朝貢制度」，這制度雖然表面上是附庸國向宗主國定前獻上厚禮以求和平相處，事實上是宗主國回贈比附庸國更多的禮物以求邊境無事，並求附庸國樂於朝貢。港台菁英與年輕人最大的思想緊箍咒其實是「現代化」這個關鍵字，所謂自由民主人權都是現代化的子題。

對台灣，則因中國大陸之故，僅採取四分之一羈縻，主要表現在思想價值上的禁錮。顯而易見，這個標準容不得一黨專政，也正因此，西方納悶為何中國具有旺盛的經濟活力？台灣菁英也跟著西方狐疑，覺得中國一定有病，而且病得神秘，病得不輕。她描述，獨居的趙伯，開始用三道鎖把自己鎖在房裡，家裡面變得越來越髒亂，東西堆積如山，他封閉自己，不太願意和太太分享自己身體的狀況

既然「剿夷」是唯一正確之途，那麼，他們也就合乎邏輯地推論，戰爭失敗的原因在於「剿夷」的不力。戰爭結束後出現的第一批中文著述，其中最能代表當時人（尤其是士大夫）思想，且又影響到今人的，是《道光洋艘徵撫記》、《夷氛聞記》和《中西紀事》。按照儒家的學說，按照天朝的制度，按照「夷夏」的觀念，按照時人的心理，對於那些桀驁不馴的「蠻夷」，唯一正確的方法就是來一個「大兵進剿」，殺他個「片帆不歸」。順便說一句，林則徐當時之所以得到喝彩，並非其「知夷」或「師夷」的工夫，對於這些當時並不受欣賞的內容，時人大多不清楚，林則徐本人也不宣揚。

由此，我們可得到一種解釋，儘管「妥協」的決策是由道光帝作出的，但是，「妥協」的失敗責任卻應當由執行者琦善來承擔。這類批評大多可以歸類於我們前面已經提到的第三、第四項罪名。

對於已經成為事實的失敗，他們口不服輸，心亦不服輸。文：茅海建 本書並非為琦善翻案而作。可以說，在當時的情況下，絕大多數的官僚士子們之所以只批判琦善，而不指責道光帝，並非出于思想上的壓制，卻恰恰出于思想上的自覺。用忠臣而摒奸臣，這是中國古典政治學中最常青又最常見的定理之一。

之所以「剿夷」不力，又被進一步推論為是因為「奸臣」的破壞。但是，他們中間沒有一個人能夠從世界大趨勢和中國社會本身去看問題，因而不可能看出問題的癥結正在於他們津津樂道的天朝文物制度上。這是一個使當時的史料作者和著作家們大惑不解的難題。他得到眾人的擁戴，正是他表示出與「逆夷」不共戴天。

由此而產生了中國傳統史學、哲學中的「奸臣模式」：「奸臣」欺蒙君主，濫用職權，結黨營私，施橫作惡，致使國運敗落。這一類模式使皇帝避免了直接承擔壞事的責任，至多不過是用人不周不察，而讓「奸臣」去承擔責任，充當替罪羊。

但是，當時的人們對政治的批判，最多只能到大臣一級。在這些史料和著作中，奸臣是中國傳統政治規範的破壞者—竟然與「蠻夷」講和。

他們的結論是：只要重用林則徐，中國就可能勝利，如果沿海疆臣均同林則徐，如果軍機閣輔均同林則徐，中國一定勝利。但是，這種理論確有其致命傷：忠奸的理論所能得出的直接結論是，中國欲取得戰爭的勝利，只需罷免琦善及其同黨、重用林則徐及其同志即可，不必觸動中國的現狀。與此相反，若「妥協」一策獲得勝利，又應當歸功於「聖裁」，作為執行者的琦善，也不會有多大的殊榮。這裡面的標準是十分明確的。不能說用忠奸的理論來解釋鴉片戰爭完全一無是處，因為，在一定程度上，它也概括或反映出一部分官員英勇殉國，一部分官員貪生怕死的歷史真實。忠臣是中國傳統政治規範的維護者—堅決地不妥協地「剿夷」。

很可能林則徐當時就會被貶斥為「奸臣」，很可能就不會有今天林則徐的形象。檢視鴉片戰爭的中文資料，即使在戰爭進行期間，對琦善的指責就已比比皆是。

也就是說，只要換幾個人就行，無須進行改革。本書以此為緒論，也反映出本人的思考過程。

這就衝犯了儒家的「禮」，是士人學子們不會也不願去做的。儘管皇帝握有近乎無限的權力，因而對一切事件均應該負有程度不一的責任。

僅僅琦善一個「奸臣」顯然不夠，於是又有浙江的伊里布、余步雲，江蘇的牛鑒、耆英︙︙在這些史料作者和著作家們的筆下，出現了一批大大小小的「奸臣」，每一次戰役的失敗，無不是「奸臣」作祟的結果。於是乎，他們又以其筆端將勝利的希望，系在林則徐、關天培、裕謙、陳化成等主張或實行抵抗的人士身上。按照「奸臣模式」，我們還可以同樣地推論，如果道光帝繼續重用林則徐，如果林則徐最終也不免於失敗，那麼，這種失敗的責任也絕不會由道光帝來承擔，而只能由林則徐獨自吞食這一枚苦果。更何況翻案的工作，早在三〇年代時，蔣廷黻教授就已經做過。

與奸臣截然對立的，是忠臣的精忠報國。我也不同意蔣先生的基本觀點——把琦善描繪成「遠超時人」的外交家。

我以為，在處理鴉片戰爭時的中英關係上，琦善只不過是「天朝」中一名無知的官員而已，並無精明可言。在皇權至上的社會中，天子被說成至聖至明，不容許也不「應該」犯任何錯誤。

對琦善的非議，實際上很早就有了。這批著作毫無例外地對琦善持批判態度，把他描繪成大清朝的「奸臣」。

若非如此，將會直接批判到皇帝。實際上，當時的一些史料作者和著作家們，已經涉足於「妥協」的決策過程，並影射首席軍機大臣穆彰阿應當負責，但沒有一個人敢把矛頭對準道光帝。可是，事實卻開玩笑般的恰恰相反，在這場戰爭中，堂堂天朝居然慘敗，區區島夷竟然逞志。一旦除去「奸臣」，聖明重開，萬眾歡騰

可以說，在當時的情況下，絕大多數的官僚士子們之所以只批判琦善，而不指責道光帝，並非出于思想上的壓制，卻恰恰出于思想上的自覺。檢視鴉片戰爭的中文資料，即使在戰爭進行期間，對琦善的指責就已比比皆是。

僅僅琦善一個「奸臣」顯然不夠，於是又有浙江的伊里布、余步雲，江蘇的牛鑒、耆英︙︙在這些史料作者和著作家們的筆下，出現了一批大大小小的「奸臣」，每一次戰役的失敗，無不是「奸臣」作祟的結果。可是，事實卻開玩笑般的恰恰相反，在這場戰爭中，堂堂天朝居然慘敗，區區島夷竟然逞志。

這類批評大多可以歸類於我們前面已經提到的第三、第四項罪名。但是，這種理論確有其致命傷：忠奸的理論所能得出的直接結論是，中國欲取得戰爭的勝利，只需罷免琦善及其同黨、重用林則徐及其同志即可，不必觸動中國的現狀。